那天，邵玉珍正跟丈夫在地里忙着刨白薯，忽听有人喊她，说通知下来了，她被选上了。

    这是去年10月下旬的事。邻居吴家的闺女在《大众DV》杂志社工作，有天回村到邵玉珍家串门儿，唠了一会儿村里的事，村民自治啦，土地承包啦，以及选举和村风等等。邵玉珍对村里的事门儿清，谈了不少看法。

    “大婶子，有件事，我想你参加比较合适。”吴家闺女对她说。

    这件事就是“村民影像计划”，是独立纪录片作者吴文光应“中国－欧盟村务管理培训项目”委托策划。“村民DV”是影像计划的一部分，2005年9月开始面向全国征选10位村民，打算经过拍摄技术培训后，让他们拿着DV回自己村拍。参加者必须是村民身份，另外要有自己的拍摄主题，围绕着村民自治。

    吴家闺女替她报名去了。邵玉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在北京顺义杨镇沙子营村生活了几十年，她家种了16亩地，有白薯、花生、京欣一号西瓜。夫妻俩一年到头在地里忙。

    通知下来时，正是农忙收白薯。听说过几天还要进城培训，邵玉珍天刚亮就下地，紧刨了两天，总算把白薯刨完了。

    得知自己被选上，邵玉珍反倒有些发憷。毕竟是55岁的农村妇女，这些年，一直闷在村里，整天围着地头、灶台、孩子转。冷不丁让她拿起机器拍片子，能拍出来吗？她心里直打鼓。

    但有一种东西在吸引她，拽着她往外走。她在对自己说：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再不出去，一辈子就到此为止了。其实，这些年她并不甘心。邵玉珍是初中文化，像她这个岁数的人，有这种文化程度的，没人留在村里当农民，早都进城工作了，她说自己没路子，所以沉底了。

    没过多久，邵玉珍到北京城里参加培训，住上了宾馆。在工作站，她开始接触纪录片。

    刚拿起DV，邵玉珍的手有些发抖。学会了开机、关机后，就被放出去实拍，先拍静止画面，再拍人物。10个来自全国各地的村民，开始报自己想拍的选题。有想拍村里采石场的，有想拍扶贫款发放的，有拍选举的，有拍分地的，还有拍藏民如何转向旅游的，轮到邵玉珍，她说想拍“包地”。

    带着这个作业题，3天后，邵玉珍拎着一台DV、10盘带子回到沙子营。吴文光告诉她，万一“包地”拍不成，你想拍什么就拍什么，随意拍。总之，一个月内，要把10盘带子拍满。

    结果，村里包地的会一拖再拖，老也不开。邵玉珍发愁：我拿什么交作业？那就碰上什么拍什么吧。正赶上村里收获大白菜，人们忙着砍白菜、卖白菜，邵玉珍就拍这。她拍了村民在马路边截车卖大白菜，拍了人们如何侃价，怎样把买家领地里看菜，砍菜，最后装车。她还拍了在马路边等车时，村民们谈天说地、插科打诨、开玩笑、发牢骚的场景。一个妇女在镜头前抱怨，家里买了假种子，今年的大白菜算是瞎了，怎么伺候也长不大，想索赔也找不着人。

    得空，邵玉珍就拎着DV机在村里转悠，见人盖房拍盖房，见人打草帘拍打草帘，见人吵架拍吵架。一天晚上，她听见前院又“叮咣”打起来了，平时，邵玉珍就常给那两口子劝架。她装上一盘带子，赶过去，心想把俩人打架的样子拍下来，他们嫌寒碜可能就不吵了。结果两口子见有人来了，吵得更凶，根本没理睬邵玉珍手里的机器。男人依旧扯着嗓子骂，邵玉珍只好一边拍，一边忙着劝架。

    一个村子生活了几十年，村民们跟邵玉珍太熟悉，对她手里的机器根本不理会，镜头前该干嘛干嘛，该说啥说啥，特别自然随便。见邵玉珍东拍西拍，只是觉得好玩，还像往常一样跟她拉家常：“大婶子，你照相呵？”“你家白菜卖完了吗？”“是不是发财了？”“你照相，干嘛使呵？”“大婶子，你给我家照照去，我家正盖房呢。”

    别人跟邵玉珍说话，她不能不言语，结果你一句我一句的对话，全被机器原原本本地录下了。

    她去拍邻居家盖房，盖房子的男人问：“你那是干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邵玉珍说：“照着玩，什么意思都没有。”房主狐疑：“什么意思没有，照我们干啥？”邵玉珍大声道：“照着玩儿没说吗？这农民就不兴有点儿这生活？”还是不太信：“你指不定干什么，给我们使上点记号了吧？”邵玉珍顶上一句：“这是纪念，不是记号，您别把别人的好心当驴肝肺。”

    有时拍摄，邵玉珍好像忘了是在拍DV，在机器前自说自话：“糊了糊了，我找不着焦点了。”到现在，她也弄不明白什么是焦距，怎么对焦。

    眼瞅着要交作业了，临走的前一天，一大早，邵玉珍拿上机器，让丈夫老张当解说，俩人围着村子拍了一天。10盘带子算是拍满了。但没拍到包地的事，她有些不好意思回工作站。

    10位村民又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邵玉珍觉得别人拍得都比自己好，当初想拍的基本上都拍回来了。邵玉珍和剪辑师在电脑前坐了一天，从她拍的10盘带子里挑出几小段：地头的大树，找村主任谈话，前院人家吵架，两个妇女在打帘，后院人家盖房，挖掘机挖沟，等等。邵玉珍至今还有些过意不去，等把她的带子剪完，剪辑师都吐了。

    邵玉珍给自己的小片起名《我拍我的村子》，没想到一下就通过了。

    因为没拍成包地，没主题，没框框，想拍就拍，很随性自然，邵玉珍的片子歪打正着，脱颖而出。她没想到，《我拍我的村子》获得了“村民DV计划”的一等奖。

    获奖理由是：“摄像机好像成了作者身上的一个器官。这种亲近，以及从中透露出来的幽默感——它们都不是刻意的，而是一种出自于本能的率真和本色，是评委们决定把首奖给予这个作品的主要理由。”

    除了专业人士的评选外，工作站又请了5个在城里打工的农民评出“特别奖”，结果特别奖又让邵玉珍得了。一个摆摊的妇女见了邵玉珍说：“你拍的，就跟我们村子一样。”

    “村民DV计划”活动结束了，手里使的DV归了邵玉珍。她说以前拍是为了交差，现在，她的拍摄兴趣给逗出来了，拍得更加勤快，得空就拍，有时下地也背着摄影包，到眼下已经拍了30多盘带子，内容包括《我们村里的人》、《我们村里的农活》、《我们村里的副业》、《我们村里的外地人》、《我们村的文艺演出》等等，越拍越觉得村里有好多东西可拍。

    但邵玉珍怎么也没料到，因为拍DV，自己还挨了一顿打。

    她拍《我的亲戚》，其中有个亲戚，家里的瓜棚被人放火烧了，报警后纵火者被抓住，但只关了几天就给放出来。失火的人家没得到赔偿，放火者也一直逍遥法外。邵玉珍的亲戚四处告状，光是局长接待日就去了3次，但是没结果。

    上个月，她亲戚去北京城里上访，邵玉珍跟着拍，想记录下他讨说法的经过。他们一早就赶到东郊民巷，排队时，邵玉珍拍了街上的场景，马上有人来阻拦她，不准拍。邵玉珍不服，跟人家理论：我在大街上拍，凭什么不准？哪条法律规定不让我拍，你拿出来，我瞅瞅？她不但嘴硬，还拍了人家的警号。这么着，她被人拽进一间小屋里打了，又在附近派出所待了3个小时。最后，她家所在地的派出所来人才把她接走。

    好长时间，邵玉珍都想不开。她说脸上、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只是皮肉伤痛，但她心灵的伤，更痛，心里压着屈辱。“打我的人跟我儿子差不多大，知道我是个农村老太太，还下这狠手。他们骂我傻×娘们，不跟家好好种地，跑这干嘛？”白天在地里干活时，邵玉珍反反复复地琢磨：“我错在哪里？”别人劝她：“你以为外头都跟沙子营似的，想拍啥就拍啥呵！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别拍这些了。”

    “拍。我亲戚这事要一直跟拍下去，我要看看最后是个啥结果。”她说通过挨打这事，感到农民确实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尊严可言。

    邵玉珍理解的纪录片是这样的：就是用DV记录下发生的事情。她家是村里科技示范户，去大兴参观种白薯，她把过程拍下来。村里请农业工程师讲课，她把课程录下来，这些对村民们种地有用。今年，她开始拍自己一年种西瓜的全过程，从整地、下籽、栽秧、施肥，到最后的收获，现在正打算拍卖瓜呢。

    自打有了DV，邵玉珍更加关注村里的人和事，村里人有事也找她去拍。她认为农民拍DV最大好处是：农民能说自己的话，能在镜头里表现自己的生活。

    “咱本身就是一个农民，还能拍成个艺术家，当个DV工作者呵？没那想法。咱的本职就是种地，农时不等人，忙农活就顾不上拍。但村里要是发生大事，我也会搁下手头的活，拍去。赶上选举拍选举，赶上包地拍包地。反正记录我们村的生活，记录下我们农民种地的艰辛。”

    下雨天，村民们来邵玉珍家，津津有味地看她拍的片子。

    电视上，放着邵玉珍刚拍的素材，拍的是村里的田野风光。蓝天白云下，一大片金黄色的麦田，一大片绿油油的瓜地。邵玉珍一边欣赏，一边啧啧地赞叹道：“瞅瞅，这天多蓝，这空气多干净！”

    17世纪，你或许仅用白毛巾擦擦脸或换上干净的白衬衣就行了。当时的人们认为，“洁白的衬衣可以净化身体，去除表面的污垢”，替代沐浴。

    从擦拭到更换内衣，从局部清洗到全身沐浴，《洗浴的历史》一书细数了人类“洗澡”方式及观念的种种变化。尽管先人们很早就懂得用水清洗身体，但盆浴和淋浴却是并不遥远的事情。要耐心地等到20世纪初，现代意义上的家庭浴室才诞生，而且最初的地点选择在厨房。

    起初，洗浴被宗教赋予了过多的象征意义：净化和过渡，抑或新生和复活。对于古埃及的祭司而言，清洗身体表达了对神灵的敬畏。美洲的印第安人把第一次蒸气浴看作是新生。中世纪的骑士，在浸满草药的热水里沐浴是他们授衔前夜的必修课，因为这样才能“一尘不染地走出来”。受此启发，亨利四世后来设立了沐浴勋章，1399年加冕前和他一起入浴的那些骑士，都获得了这一殊荣。

    1546年，西班牙巴塞罗那流行的一场鼠疫改变了人们对沐浴的看法，曾经被认为是净化心灵和身体的浴所成了人们避之惟恐不及的地方，甚至遭到政府封禁。手忙脚乱的人们相信了一个传言：热气和水会使皮肤产生裂纹，导致鼠疫病菌乘虚而入。一时间，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想尽办法把身体裹得严严实实，沐浴成了令人担忧的行为。毛巾、衬衣和美容用品开始畅销，以解人们无法沐浴的窘迫。16世纪的卫生保健书籍告诫，无需清洗，用浸了香水的毛巾擦拭腋下即可。当时，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连个专用的盥洗室也没有，因为他根本不“洗”脸，而是“擦”。人们接受了“只要勤换衬衣就是爱干净”的说法，除此之外，还可将脂粉涂得厚些，以显得更美。

    幸亏人类卫生行为发展的轨迹没有沿着这一荒唐的道路走下去。最先的突破是冷水浴。18世纪，冷水浴作为一种医疗手段被公众接受，这使沐浴有史以来第一次具有明确的卫生意义。对鼠疫传染渠道的研究，开始引起对隔离、气味和发汗不畅等现象的关注。科学家发现，毛孔堵塞会影响人体与外界的气体交换，热水比冷水去污效果更好。

    起初的洗浴是羞羞答答的，如足浴、坐浴，或担心有伤风化而出现的穿着长袍衬衣沐浴。随着城市水循环系统的健全和公共卫生观念的普及，公共浴室和私人浴室开始兴起，沐浴的方式也日益多样化起来。直至今天，沐浴已经不仅仅是日常清洁那么简单，随之衍生的休闲娱乐甚至审美功能等，沐浴已带动了一系列相关行业的发展。

    《洗浴的历史》中现在看来可笑的一些做法，我们今天并无权嘲笑或轻视。人类的历史不就是这样在跌跌撞撞中一步步前行的吗？在沐浴已成为公共卫生常识的今天，就让我们尽情地去享受它吧。

    《洗浴的历史》［法］乔治·维伽雷罗著 许宁舒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电影《人与人》（ManToMan）的开场剧情是：在非洲原始丛林中，苏格兰科学家吉米·多德捕获了一男一女两个俾格米人，千里迢迢运回欧洲，作为科研对象。因为他的人类学研究小组有一个猜想：俾格米人正代表从猿到人进化过程中的“缺环”。

    所谓缺环，是指假设的介于现代人类及其类人猿祖先之间进化过程中已经绝灭的生物。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刘武介绍说，大约在600万~700万年前，人类和类人猿最近的共同祖先演化为两支，一支向人类方向演化，另一支向着猿类方向演化，成为黑猩猩、大猩猩和猩猩等。其中黑猩猩包括两种，一种是普通黑猩猩，另一种叫矮小黑猩猩，也叫俾格米黑猩猩。然而直到上世纪90年代，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化石的年代距今只有360万年。于是，探寻这段时间内的化石缺环成为人类学家的重要目标。

    想想看——在影片中——吉米·多德先生捕获的不是硬邦邦的“化石缺环”，而是活生生的“人类缺环”，这一发现，必将导致他和他的同事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类学家！他不禁顾盼自雄：“我就是哥伦布，我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幸运的是，吉米·多德先生发现了自己的谬误。通过与这两个俾格米人亲密接触，他发现他们有情感、有智慧，甚至能很快学会英语，并与科学家们进行交流。他的结论是：俾格米人是同我们一样的人类，而不是此前科学猜想中的“人类缺环”。他对自己的“假说”进行了“证伪”。

    影片确有现实依据。1699年，英国学者爱德华·泰森撰文称，俾格米人充其量是一种黑猩猩。1877年美国探险家亨利·莫顿·斯坦利误闯伊图里丛林，在他看来，这里不应有高级生物的存在，除了刚果土著村民口中的无尾猴。据说这些猴子凶猛而又聪明，甚至在箭头上涂毒。事后证明，所谓的猴子其实就是人类，由于身材矮小，平均身高只有1．4米，人们借用希腊语“侏儒”（Pygmaioi）称之为俾格米人（Pygmy）。但直到19世纪60年代后期，德国植物学家乔治·施魏因访问蒙布图国王，这才偶然间第一次看到了俾格米人。此前那些闭门造车的假想和谣言才不攻自破。

    科学研究常常始于科学猜想。猜想是否正确，必须经过科学验证。验证的结果，可能证实科学猜想，也可能是对科学猜想的证伪。后者是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向我们描绘出的“科学家进行科学探索的逻辑，也是整个科学进步的图像——问题→试探性理论→消除错误→新的问题——这个图式周而复始，永无止境，科学于是便处于‘不断革命’之中。”（李醒民：《科学的革命》）但无论“证实”还是“证伪”，都是科学探索的进步途径。由此看来，无论在现实还是在虚构的影片中，某些科学家对俾格米人的研究，显然脱轨了。他们的所谓“科研”，既非科学证实，亦非科学证伪，而是公然违背了科学家的行为准则和科学良知。

    在影片中，吉米·多德先生的同事为了证实他们的猜想，仅仅使用一套体检标准来衡量俾格米人，而且只采用有利于既有结论的测量数据，从而“验证”俾格米人正是他们发现的那道“缺环”。不仅如此，他们还隐瞒一切不利于自己的“否证”，单方面公布这一“伟大发现”，像动物一样对待俾格米人，将他们关在动物园里供人赏玩。

    现实中，澳洲土著塔斯马尼亚人的命运，比影片中的俾格米人更悲惨。他们不仅遭到血腥的种族屠杀，仅存的两女一男也“死后不得安宁”。原因就是某些科学家认定他们代表了“缺环”。于是，当1869年最后一位塔斯马尼亚男人死亡后，残忍而又滑稽的戏码上演了：几方人马争抢尸体，反复挖墓，切下“标本”。而最后一个塔斯马尼亚女人写下遗嘱，死后请求海葬，但无人理会：骨架从坟墓里挖了出来，放在博物馆公开展览，直到逝世100周年才被火化。

    于是，电影《人与人》中出现了一个悲天悯人的场景：那男性俾格米人临死前，科学家吉米·多德按照非洲人习俗收集了他最后一口气息，并照顾那位女性俾格米人和她刚刚出生的孩子回到非洲，科学家自己却止步于丛林之外。但这个意味深长的结尾，呼应的已不是贯穿这部影片的科研命题，而是电影人给予观众的一丝人文关怀。